文／施舜翔
「流行文化學院」第八期專題為「酷兒童話學：野獸、反派與情慾政治」（“Queering the Fairytale: The Beast, the Villain,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近年來，迪士尼陸續在童話改編中加入「女性意識」與「同志角色」，因而引發一系列關於女性主義與酷兒童話的討論。不過，童話翻轉並非始於迪士尼，繼承自口述傳統與民間傳說，童話故事本身即充滿版本變異；而早從七〇年代開始，女性作家與學者便大量想像童話故事的另類敘事與差異史觀。從盧瑞（Alison Lurie）、卡特（Angela Carter）到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童話故事不只是女性小說的創作原型，更成為形構女性主體的核心場域。
文／張竣昱
寫下《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與《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的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最為後世好奇的謎團，就是他和愛麗絲李道爾（Alice Liddell）之間若有似無的親密關係。本名查爾斯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的他，留下的日記有部份遭到銷毀，但也留存不少孩童攝影，包括愛麗絲和她的姐妹，也有些是朋友的女兒。其中有些秘藏的照片是女童的裸體攝影。雖然目前還無法證實卡羅曾為愛麗絲拍過裸體攝影，但這個缺乏決定性證據的曖昧空間，正是後世不斷想像兩人關係的關鍵所在。而愛麗絲作為一位繆思，多次出現在卡羅創作的小說、書信與攝影之中，也激發出往後眾多研究與改編中的各種形象。
文／徐千惠
對現代人而言，〈小紅帽〉的寓意明顯易見：午夜的森林不是小女孩應該流連的地方。這則膾炙人口的童話可一路追溯至中古時期。當時歐洲存在母系傳承的口述傳統，十七世紀末法國布爾喬亞階級將童話文學化之前，這些民俗傳說是由一群說書人（conteuse）口耳相傳而來的。
文／黃涵榆
本文以「視覺倫理」（visual ethics）作為視角，探討恐怖電影──特別是附魔（demonic possession）電影──裡的妖魔本質，關注的不僅是電影文本的詮釋，還包括我們如何以倫理觀點檢視恐怖影像糾葛的情感反應與認同問題。恐怖電影的觀眾（在意識層次上）自覺自己和（在意識層次之外）真正想看到什麼、真正看到或看不到什麼？他們如何回應恐怖影像？這些問題都牽涉視覺經驗、認同、認知與判斷，意謂著視覺倫理視角下的恐怖電影研究不會只停留在影像文本表面，特別是當恐怖電影裡的「恐怖」經常涉及對於瘋狂、疾病和苦難的再現與想像。
文／施舜翔
「流行文化學院」第七期專題為「賽伯格美學：性別、流行樂與後人類身體」（“Towards a Cyborg Aesthetic: Gender, Popular Music, and the Posthuman Body”）。早在1985年，哈洛威（Donna Haraway）便以一篇〈賽伯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指出，賽伯格是我們的存有，也是我們的政治。賽伯格挑戰了完整主體的幻覺，也解構了原初身體的神話。賽伯格是混種的，分裂的，離散的，賽伯格卻也正好在這樣的情境中發展出一種反抗可能。這樣的政治不以本質身份建立認同，反而以分裂主體進行結盟。正是這樣的結盟，讓賽伯格不只是一種存有，更是一種政治。
文／徐常齡
韓國流行音樂（K-Pop）至今已發展十餘年，多數人對於韓流團體的批評仍是「長得都一樣」、「複製人」、「動作機械化」，暗示身體改造為一種非自然手段，好鞏固人與機械之間的高下位階，以及傳統人文主義對於天然肉身的想像。先不管所謂的「臉盲」關乎到有沒有誠意去了解的問題。事實上，這些批評並未影響韓流的發展。韓流至今已是全球最強勢的流行文化之一。更弔詭的是，大批粉絲愛的就是這群賽伯格軍團的程式化表演，甚至積極參與「成為賽伯格」（becoming cyborg）的過程。
文／黃璿璋
2017年9月24日中國選秀節目「中國新歌聲」在臺灣大學舉辦了「2017中國新歌聲—上海・臺北音樂節」。一場冠名「中國」的娛樂節目挑動了臺灣群眾敏感的政治神經，即使抗議學生再三坦言初衷為擁護體育場自主權，誠如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范世平的分析，這場活動早已非單純文藝活動，具有濃厚政治色彩，不免引發臺灣年輕人對活動「統戰性」的懷疑。[1] 臺灣群眾對「中國新歌聲」的不滿其來有自。無論是葉瑋庭在該節目的前身「中國好聲音」中將出身屏東「降格」為「中國臺北屏東區」，或是多數歌手選擇避而不談來自「臺灣」的事實，音樂與大一統中國的治術緊緊貼合，「臺灣」的身分認同似乎隨著節目導師的盲選機制而消弭。即使「轉身」，也無法看見。
文／張竣昱
從〈賽伯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最早發表在《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中來看，哈洛威（Donna Haraway）原先的對話對象是社會主義群體。〈賽伯格宣言〉前半段講述身分認同的本質化困境以及人／機界線的模糊，後半段則描述女人在高科技社會的未來景況。由此可見，哈洛威的人／機想像鑲嵌在一個受訊息技術高度構築的社會，思考如何在這樣的社會中，透過技術找到抵抗解放的可能。
文／施舜翔
「流行文化學院」第六期專題為「恐怖怪胎秀：怪物、賤斥與性反叛」（“Horror Freak Show: Monstrosity, Abjection, and Sexual Dissidence”）。怪物為何「怪」？恐怖如何「恐怖」？正如法國女性主義家克莉斯締娃（Julia Kristeva）在《恐怖的力量》（Powers of Horror）中的賤斥理論所揭示，恐怖生於主體與客體界線之模糊。當主體建構不再穩固，當象徵秩序面臨瓦解，當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限逐漸崩毀，恐怖因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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