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穎

二〇一四年，大衛托普（David Thorpe）以其執導的紀錄片《我Gay掰嗎？》（Do I Sound Gay?）[1] 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如片名所問，我的聲音聽起來像男同志嗎？第二個問題引申自第一個問題，假如我的聲音聽起來像男同志，聲音便不只有性別之分（例如男聲與女聲），更有性向之分；換言之，世界上有一種聲音叫「男同志聲音」（gay voice）。

為了證明有或沒有這種聲音，托普訪問了眾多男人，異性戀或同性戀、路人或名人皆有，甚至連虛擬世界也不放過。其中一段訪問談及迪士尼動畫的反派角色，搭配該段訪問的是這些角色的剪輯──《小飛俠》（Peter Pan）的虎克船長（Captain Hook）、《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的謝利（Shere Khan）、《妙妙探》（The Great Mouse Detective）的瑞根教授（Professor Ratigan）、《阿拉丁》（Aladdin）的賈方（Jafar）和《獅子王》（The Lion King）的刀疤（Scar）。透過訪問與剪輯，托普讓觀眾聽見這些反派角色的「男同志聲音」，而除了聲音，觀眾也可從畫面看出這些反派角色在造型上的共通點──邪裡邪氣的、偏向陰柔的。

為什麼這些反派角色的聲音聽起來都像男同志呢？由於動畫是虛擬的，動畫角色不像現實中的人有「先天聲音就如此」和「後天才改變聲音」這兩種可能性，因此，假如這些反派角色的聲音聽起來像男同志，那便只能是人為設定。也就是說，在這些反派角色被設計之時，他們就被「男同志化」或「陰柔化」了。這一點在造型上更是一目了然：英雄不會被陰柔化，反派才會被陰柔化。在迪士尼動畫中， 邪惡與陰柔透過反派角色的陰柔化被劃上了等號。這個邪惡與陰柔的對等既是後天建構，便非真實如此，甚至有製造污名之嫌──在流行文化中，陰柔形象多屬反派所有，因而被認定為邪惡或負面；同樣的，邪惡或負面也被定性為只有陰柔一種呈現方式。

確實，托普在《我Gay掰嗎？》及後續的訪問中指出，「電影（包括迪士尼動畫）需要反派，而長久以來，陰柔而位高權重的男人就是這個反派。」[2] 他在另一次訪談中進一步說明，「數十年來，男同志就是壞人的刻板印象因迪士尼動畫而深入民心，他們固然密謀要做並做出壞事，但他們被認定為壞人更是因為不符合性別規範……這些男人態度輕挑，說話時既花言巧語又裝腔作勢。有時候，他們非常挑剔，並對衣著非常講究。他們很『卡通』（cartoon），他們是卡通人物沒錯，但卡通也是對他們的形容，卡通就是大家眼中的男同志。」[3] 托普的說辭不無道理，不過，在利用陰柔的反派角色來指控迪士尼污名化男同志的同時，這些反派角色在托普眼中也是負面的存在。更別說《我Gay掰嗎？》所引用的迪士尼反派角色皆為男性，其選材及對素材的閱讀難以避免地偏袒男同志及男性（女反派在片中完全缺席）。托普宣稱要斷開壞人與男同志之間的連結，去除男同志皆陰柔／邪惡的污名，然而，這個宣稱並沒有斷開邪惡與陰柔之間的連結。男同志固然非壞人，也非個個陰柔，或好壞與否從來無關性向與性別氣質，但既然迪士尼將反派角色設定為陰柔已是無法改寫的傳統，本文要問的是，難道我們就只能如托普般負面地看待這些角色嗎？假如我們視這些角色為負面，那與因為他們是反派角色就將之陰柔化的迪士尼又有何分別？除了被動地期望迪士尼未來不再陰柔化反派角色，有沒有別種閱讀方法，能令「陰性」在已被陰柔化的反派角色身上產生積極的意義？

事實上，儘管托普給予陰柔化的迪士尼反派角色負面評價，但點出陰柔與反派之連結的《我Gay掰嗎？》卻引來對這些角色的進一步討論，而討論結果不盡負面。其中一個例子是推特帳號「討厭荷莉」（@_Hate_Holly_）所發表的迪士尼反派角色組圖──她把他們合稱為「同志議程的先驅」（“the pioneers of the gay agenda”）。[4] 這個稱呼可謂一體兩面。一方面，把這些角色捧為「先驅」反撃了迪士尼對他們的污名化，陰柔並不羞恥，以陰柔啟發後世同志更是值得驕傲；另一方面，說這些角色肩負著「同志議程」，則好比說他們是「未出櫃的同志」。這麼說不是指他們無法出櫃，而是指，即使在不出櫃、甚至根本無法確定其性向的情況下，他們都會被認定為同志。也就是說，他們的同志特質或酷兒性（queerness）如此明顯，明顯到溢出了奠基於污名化他者（不符合性別規範者）的異性戀規範（heteronormativity）。這也是托普對迪士尼的指控：透過陰柔化反派角色，甚至在結局裡將之殺死，來消除同性戀威脅、鞏固異性戀體制。當其同志特質或酷兒性明顯到你無法視而不見時，就衍生這個弔詭的疑問：到底迪士尼將反派角色陰柔化的機制，是消除了同性戀，還是提醒了我們同性戀的存在？「討厭荷莉」稱這些角色為「同志議程的先驅」，說明其取態傾向後者，即迪士尼提醒了我們同志的存在。雖然這組圖的創作靈感之一是《我Gay掰嗎？》，但她卻不像托普一般，視迪士尼反派角色為全然負面，更從中發掘突破異性戀規範的酷兒性。

近年屨屨傳出迪士尼擬在新作中加入同志角色，有人支持，也有人大力反對。「討厭荷莉」在受訪時曾指出，這些反對何其荒謬。畢竟，她的組圖證明了這些角色的同志特質或酷兒性先於迪士尼名正言順地加插「正面」同志角色的轉型正義。「討厭荷莉」不認為迪士尼在設計這些角色時有意識地將他們設定為同志，但這正好說明這些角色一直都在。也就是說，同志特質或酷兒性一直存在於迪士尼動畫中，只是從未有人點出這些角色可能是或根本是同志。這一點更推翻了「『當酷兒』（being queer）是一件貪新鮮或趕潮流的事」這種說法，因為酷兒者一直都在，而且一直發揮影響力，只是其影響力從未獲得肯認。[5] 這組圖中的角色基本上完全依照其動畫原型而繪，「討厭荷莉」只是將角色組合在一起，並加上「同志議程的先驅」及每位角色的圖片說明。然而，撇開所有後置，單看組圖，角色間的共通點依然一目了然──例如色調偏向被刻板化為（男）同志顏色的紫紅（還記得《天線寶寶》〔Teletubbies〕中的丁丁〔Tinky-Winky〕因為全身紫色、攜帶紅色包包而被傳是同志嗎？）。「討厭荷莉」繪製這組圖並加上圖片說明，固然替這些角色「出了櫃」，或我們也可以說她透過「酷兒閱讀」（queer reading）酷兒化了這些角色；但反過來說，這組圖及其圖片說明也發掘了這些角色的「酷兒性」。這似乎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究竟是這些角色本身就具有酷兒性，而造就了「討厭荷莉」的酷兒閱讀，抑或是「討厭荷莉」的酷兒閱讀把酷兒性加諸在這些角色身上？然而，這兩個答案並不對立，而相較於負面地閱讀這些角色，因而也否定過去的托普，「討厭荷莉」的酷兒閱讀所衍生出的兩種可能答案，正好一個回望過去、一個眺望未來，一前一後地接通了迪士尼反派角色的古今酷兒之路。[6]

這條路並不是「討厭荷莉」開創的。早在托普拍下《我Gay掰嗎？》之前，曾任職於專門為迪士尼製作預告片的新浪潮製作公司（New Wave Productions）的電影學者格里芬（Sean Griffin）就出版了專書《小叮噹與邪惡皇后：翻出迪士尼的內核》（Tinker Belles and Evil Queens: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from the Inside Out）。這本書爬梳了迪士尼的「同志史」。格里芬從「迪士尼之父」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與其兄洛伊迪士尼（Roy O. Disney）草創公司時談起，一路談到他寫作該書時的一九九八年。這本書有個重要的前提：迪士尼說什麼故事，不代表觀眾就要聽什麼故事；觀眾並非被動地接收，而能主動地閱讀。顯然，在研究方法上，格里芬取徑觀眾接收（audience reception）理論。他的研究目的不在於證明同志確實存在於迪士尼作品中，而是要指出觀眾的積極閱讀（active reading）──尤其是酷兒閱讀──足以突破迪士尼素來宣揚的美式中產異性戀婚家價值，甚至也足以突破迪士尼於性別友善的當下，限制同志族群進行自主閱讀的行銷策略。格里芬寫道：「我從未認為有必要證明華特迪士尼公司的意圖；只要有證據顯示同志觀眾以其『同志感知』（gay sensibility）解讀迪士尼，那麼，無論迪士尼認同與否，迪士尼與同志文化就是有所關連」（xxii）。他也寫道：「迪士尼對男、女同志觀眾的接納日益擴大，卻有可能變相限制了個體透過『酷兒感知』（queer sensibility）使用該公司產品的能力」（xxi）。

此處的關鍵詞是「同志／酷兒感知」，也是格里芬的關懷所在。有人說這種「感知」產生自個體閱讀時的「小樂趣」（minor enjoyment），但也有人表示個體的閱讀形成於與其他讀者交流的社交過程中，意即「粉絲閱讀」（fan reading）。格里芬認為後者尤其適合用來描述同志文化：透過學習「作為同志般地閱讀」（to read as a homosexual），個體得以進入群體，而這個閱讀過程也反過來定義了個體的性認同（sexual identity）（51）。在此，格里芬也毫不意外地引用了巴布修（Jack Babuscio）的〈敢曝與同志感知〉（“Camp and the Gay Sensibility”）。巴布修將「同志感知」定義為「一股有別於主流、反映在創造力上的意識，對於人類因社會壓迫而起的複雜感覺尤其敏感；簡而言之，就是被一個人的同志性（gayness）所著色、引導和定義的世界觀」（40）。格里芬則進一步以「酷兒」取代「同志」，將「酷兒感知」應用到超越（但包含）男、女同志的廣大酷兒族群之上，以此作為對抗異性戀霸權的閱讀策略。假如我們回過頭來檢視托普的《我Gay掰嗎？》以及「討厭荷莉」的組圖，會發現前者的負面閱讀缺乏「小樂趣」和「創造力」，儘管如同巴布修所言是「因社會壓迫而起」，卻無法發展出對抗壓迫的閱讀策略。「討厭荷莉」的閱讀方式則比較接近格里芬的「酷兒感知」，雖然還是有保守者批評其組圖「想太多」，但觀此組圖而會心微笑並轉發者或許更多，這組圖也就起了召喚「酷兒閱讀」並聚集酷兒社群的效果。

《小叮噹與邪惡皇后》出版於二〇〇〇年，但寫於九〇年代末。在「酷兒誘餌」（queerbaiting；又譯「賣腐」）一詞尚未流行的時空，格里芬已準確地預測隨著社會對同志的接納程度提高，迪士尼的行銷策略將會越發討好同志。的確，二〇〇〇年後至今，尤其在最近幾年，迪士尼多次傳出在新作中加入同志角色，包括《冰雪奇緣》（Frozen）中的「女同志」艾莎（Elsa），或《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Finding Dory）中推著嬰兒車的女同性伴侶。直到二〇一七年的《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真人版，迪士尼終於在歷史上首次承認某角色是同志，這個同志是加斯頓（Gaston）身邊的「跟屁蟲」來福（Le Fuo）。[7] 不過，「同志來福」未能讓同志族群滿意。畢竟，該片對來福性向的處理極度隱晦，若非事先聽說，很可能就此錯過。隱晦至此，若要反撃異性戀霸權，大抵有心無力。但更大的問題在於，「同志來福」並非出自酷兒閱讀，而是迪士尼設定。在一九九一年的原著動畫中，來福不是同志（或至少沒有什麼線索供我們把他讀作同志）；而當迪士尼在真人改編中將他改寫成同志之際，卻限制了他的發展可能。這就應驗了格里芬所言，迪士尼雖名正言順地承認同志主體的觀看，卻也可能限制（酷兒）觀眾的接收。

來福是反派，但不是大反派，正如他的性向因極度隱晦而欠缺反抗力。他的壞在故事中也無甚作為，更別說他在結局裡改邪歸正。來福和近來被傳是同志卻未獲迪士尼證實的案例有個共通點，就是這些角色都不是反派，或起初是、最後卻不是。那麼，他們和過去被陰柔化與污名化的大反派有何分別？至少大反派很有趣，他的有趣在於他的複雜；而正如格里芬的伴侶、酷兒電影理論家班蕭夫（Harry Benshoff）在《衣櫃裡的怪物》（Monsters in the Closet: Homosexuality and the Horror Film）中所說，怪物或反派角色的複雜性為酷兒觀眾提供了隨時可以進佔的位置，而我們不能排除個別觀眾認同反派或受害人的可能性（11-12）。這是格里芬的經驗、「討厭荷莉」的經驗，或者也是托普的經驗，只是他選擇以負面來概括複雜。假使在同志運動走向全球化的當下與未來，迪士尼生產出更多不如反派般複雜的同志角色，我們便更需要透過「酷兒感知」，進行「酷兒閱讀」，開拓出突破常規限制的「酷兒空間」。

 

註釋

[1] 《我Gay掰嗎？》為二〇一五年國際華人紀錄片影展的選片。

[2] Hugh Ryan, “Why So Many Disney Villains Sound ‘Gay,’” Vice, July 15, 2015.

[3] Nico Lang, “Disney’s Long, Complicated History with Queer Characters,” Harper’s Bazaar, March 21, 2017.

[4] Patron Saint of Hopeless Causes (@_Hate_Holly_), “The Pioneers of the Gay Agenda,” Twitter, April 2, 2017, 2:19 p.m.

[5] James Michael Nichols, “This Woman Matched Gay Stereotypes To Disney Villains And It’s Brilliant,” The Huffington Post, April 10, 2017.

[6] 托普在《我Gay掰嗎？》中提到，最早將反派角色陰柔化的並非迪士尼。迪士尼動畫中的陰柔化反派源自一九三〇至四〇年代的好萊塢電影，包括《羅娜秘記》（Laura）中由克利夫頓韋博（Clifton Webb）所飾演的沃爾多萊德克（Waldo Lydecker）、《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由喬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所飾演的艾迪生德威特（Addison DeWitt）。桑德斯正是謝利的配音員。

[7] 《美女與野獸》的導演比爾坎登（Bill Condon）說將來福設定為男同志是基於「接納所有人」的理念。此說法並未直接觸及來福的性向，一如該片對來福性向的隱晦處理。見 Stephanie Petit, “Beauty and the Beast Director on His Decision to Make LeFou Gay: ‘In a Very Disney Way, We Are Including Everybody,’” People, March 6, 2017.

 

圖片出處

Electricboa

Hate_Holly

 

引用文獻

Babuscio, Jack. “Camp and the Gay Sensibility.” Gays and Film. Ed. Richard Dyer.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77. 40-57.

Benshoff, Harry M. Monsters in the Closet: Homosexuality and the Horror Fil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7.

Griffin, Sean. Tinker Belles and Evil Queens: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from the Inside Out. New York: New York UP,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