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竣昱

從〈賽伯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最早發表在《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中來看，哈洛威（Donna Haraway）原先的對話對象是社會主義群體。〈賽伯格宣言〉前半段講述身分認同的本質化困境以及人／機界線的模糊，後半段則描述女人在高科技社會的未來景況。由此可見，哈洛威的人／機想像鑲嵌在一個受訊息技術高度構築的社會，思考如何在這樣的社會中，透過技術找到抵抗解放的可能。

哈洛威指出，賽伯格如同神話中的奇美拉（chimera）。這樣介於生物與機器之間的混種（hybrid），將會是我們基本的存在形式。而她認為這個概念，至少打破了三種我們篤信不疑或毫無自知的界線區分。第一種是人與動物之間的界線。這個界線早就因生物演化的觀念發展而逐漸模糊，哈洛威也在收錄這篇宣言的專書《猿猴、賽伯格和女人》（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中，指出人類的某些本質式思考與猿猴社會高度共通。

第二種則是生物與機器之間的界線。生物複製技術的崛起帶出了「複製人」的想像，抽空了西方人本主義傳統中關於「原初」（origin）、「本真」（truth）、「獨一無二」（uniqueness）等來自基督教創世論的思考假設。除了經由編碼概念產下／製造（re/produce）的生物，生物如何透過編碼控制物體，或是如何受到物體編碼限制進而反思自身的能力，都可以從這個面向探討。此觀點而後延伸出後人類研究中的「義肢」（prosthesis）概念，更進一步質疑了「人」的內涵與文化地位。

最後則是物質（physical）或非物質（non-physical）之間的界線。這根本地標示出哈洛威想像的訊息社會與過去的巨大差異。晶片的出現帶來了電子設備的微型化（miniaturization），眾多溝通靠著電波持續進行，就像以太（aether）一樣並非看得見的實體（non-physical）卻又無所不在。這種無實體的微型權力甚至可以模擬出「真正」的「意識」，對「現實世界」（physical world）造成重大衝擊。1987年發生在紐約的「黑色星期一」股災，部份肇因於交易軟體「賣出」選項所造成的連鎖效應，最後演變為八〇年代末經濟衰退的契機（Fuller 171）。由此可見，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交互滲透使得邊界愈發模糊。

「模擬」（simulation）正是哈洛威所描繪的訊息社會的基本邏輯。在這篇宣言中，哈洛威附上了一張表格，其中與「模擬」相對的是過去的「再現」（representation）邏輯。例如，「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分界在以模擬為邏輯的社會中逐漸失效，變成以差異（difference）為主要視野的文化觀。在一個程式編碼無所不在的世界，日常語言與電腦控制產生的人工智慧之間，也只是設計繁複程度的差別（Fuller 171）。當代科幻電影中的驚人特效，以及VR中愈來愈擬真的性愛遊戲，則透過編碼模擬並調整我們對「現實」的認知（Fuller 58）。再現邏輯的社會將視線所及的對象進行研究、定位與管理，模擬邏輯的社會則從中製造出新的對象，以新的面貌開啟或終結一輪又一輪的文化鬥爭。因此，對哈洛威而言，「所有對工具控制的抵抗都消失其中，所有的異質性都可以屈從於解組、重組、投資與交換」（266）。

哈洛威批評麥金儂（Catherine A. MacKinnon）等基進女性主義者意欲從女性經驗出發，透過女人被「性客體化」的說法形塑出女人的政治認同，卻反而讓經驗的邊界劃定更加凝固，犯了將女人「整體化」（totalization）的錯誤，「連西方父權體制本身都望塵莫及」（260）。而相對於基進女性主義者過於本質化的論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socialist feminists）則透過勞動的觀點尋求女人之間的連結。雖說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從更細緻而動態的社會關係著手，但受限於歷史情境與人文主義，大多關注家務勞動或母職議題，難以針對科技帶來的社會結構巨變提出先聲洞見。尤其在面對新興科技改造身體的議題時，傳統的政治批評往往不介入技術討論，熟習其中的細緻操作，而直接以「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進行否定，或是只關注電子影像或數據呈現的結果是否「正確」或「造成傷害」，而不分析形塑我們認知的技術究竟如何被具體運用（Fuller 56-57）。這些批評方法的差異再再關係到我們是否進入了模擬邏輯的世界觀。

哈洛威早就明示，我們必須「更細緻地理解那些新興的樂趣、經驗與權力」，因為「它們具有改變遊戲規則的嚴肅潛力」（279）。她在洛絲（Joanna Russ）的《女身男人》（The Female Man）、德拉尼的（Samuel Delany）《妮芙隆的故事》（Tales of Nevèrÿon），以及其他科幻小說中看到了這個潛力──這些作品想像不同時空中的身體問題，拒絕單一整體的身份想像，或是擬仿改造過去的歷史，破壞文明社會對於起源史觀的崇拜。這種對身體、歷史或世界的擬仿與改造干擾了既有意義，正是模擬邏輯下的文化政治。當代科幻越來越頻繁的影像媒介化，勢必會加劇「現實」及其界限劃定的競逐。

此外，哈洛威也透過「書寫」的觀點，將「有色女人」理解為一種賽伯格，回應八〇年代社會主義和基進女性主義者都忽略的種族問題。在「積體電路中的女人」這節中，哈洛威初步描繪自己想像的未來走向──因應科技資本的變動，女人逐漸得到優渥工作、家庭單位改以女人為首、家務勞動持續科技化，以及有色女人職業流動化等。相對於過去女性主義透過固定場域或集體經驗想像出女性的文化政治，新型態社會中的女人相對離散，尋找共通點也更加困難。然而哈洛威認為，當「有色女人」紀錄自身作為「外來者」或「怪物」的生存故事時，「書寫」發展為一種如同刻寫晶片的銘刻技術，進而突顯出「積體電路」造就自身成為「它者」的作用力。這種政治想像與基進女性主義所強調的本質經驗大異其趣。哈洛威因此主張以「親近性」（affinity）打破單一身份，作為異於認同政治的結盟可能（256）。

無論是模擬邏輯或是以它者為核心的書寫，賽伯格政治都不願意去想像一個全觀而化約的視野。再也不會有什麼一切和諧的「天真／無罪」（innocence），也不可能回歸不受汙染的「起源」。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引用文獻

Fuller, Matthew, ed.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8.

Haraway, Donn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80 (1985): 65-108.

______.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Haraway, Donna著，張君玫譯。《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臺北：群學，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