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愛情革命:吉普妮斯的現代愛情勞動論

文/施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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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妮斯(Laura Kipnis)2003年出版的代表作《反對愛情》(Against Love: A Polemic),應該是單看書名最容易被誤解的一本理論。吉普妮斯不是反對愛情,而是反對愛情的體制化與典範化。吉普妮斯試圖解構的不是愛情,而是由愛情衍生而來的婚姻。那麼,而對吉普妮斯而言,反抗愛情的政治行動是什麼?答案是外遇。

《反抗愛情》就是一本拆解愛情體制的革命之書。在這本書中,吉普妮斯將婚姻視為家務工廠(domestic factory),將夫妻視為生產線勞工,而兩人在婚姻體制中進行的彼此規訓,則被吉普妮斯稱為「愛的勞動」(Love’s Labors)。我們口中的愛情,其實不過是透過契約生產出來的行為規範。於是我們要求彼此忠貞,我們要求自己成熟。我們希望透過愛情,可以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所謂愛情,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作倫理。所謂「更好的人」,成為婚姻體制中接受良好規範的馴化主體。愛情與勞動,成為當代婚姻體制中最無法分割的共同體。

這是為什麼我們開始認為自己應該要學習「修補關係」(work on relationships),應該要愛得「恰到好處」(love properly)。當愛情需要透過反覆的勞動來修補,當愛情需要透過制式的習作來規範,愛情自然化為體制。於是我們開始有感情專家,有愛情指南,也有婚姻諮詢。感情生變?一定是我們不夠「成熟」。婚姻觸礁?讓我們一起「修補關係」。當一切出了問題,我們拒絕面對婚姻體制本身的問題。我們認為自己要不愛得太多,要不愛得太少。我們不怪體制──我們怪自己。

吉普妮斯也重探愛情與婚姻的歷史。愛情並非一直以來都與婚姻結合。在十八世紀以前,婚姻一直以來都如生意結盟,愛情實與婚姻矛盾。資產階級興起以後,愛情與婚姻才逐漸化為同義詞(60)。是在這時,愛情不再構成威脅,愛情不再衝撞體制,愛情甚至走入體制,成為體制本身。我們認為自己為愛結合,我們認為自己不再算計,可是,我們的愛情畢竟不如自己想像中的那麼「自由」,那麼「純淨」。吉普妮斯殘酷揭露,我們其實並沒有離珍奧斯汀小說的世界太遠。事實上,我們都是那個一早便看穿了愛情經濟資本的夏綠蒂盧卡斯。

在這個脈絡底下,即便是女性主義語彙中慣常使用的「兩性平等」,都未必可以真正導向性別解放。對吉普妮斯來說,很多時候,我們只是將兩性「平等」地束縛,而非「平等」地解放(16)。我們批判父權社會生產出的「史坦佛妻子」(The Stepford Wives),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又急於生產出另一批「史坦佛丈夫」(96)。[1]表面性別逆轉了,內在邏輯卻依舊雷同。過去,約束伴侶是男人的特權。現在,兩性卻可以「平等」地約束彼此。吉普妮斯不禁質問,這就是我們最初渴求的「女性解放」(women’s liberation)嗎?

這樣的現代愛情體制,最終與政治結合,化為吉普妮斯口中的美國政治新風格:「伴侶政治」(spousal politics)。我們開始以同一套體制規範政治人物。我們要求他們對婚姻與家庭忠貞,並且認為這份忠貞是維持公民社會秩序的決定性因素。婚姻忠貞(marital fidelity)最後居然超越其他考量,成為定義政治人物的關鍵。於是,背叛了妻子的柯林頓(Bill Clinton),也等同於背叛了美國公民社會。美國總統成為了美國好老公的最佳代言人。這樣的伴侶政治暗示了忠貞成為建構公民社會的最高準則,婚姻也成為公民身份(citizenship)形塑的必要條件。 事實上,婚姻本身就是「小型政府」,是生產理想公民的基地,也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核心(168)。這也是為什麼,失敗的婚姻會成為社會動亂的代罪羔羊,單身的個體會化為瓦解秩序的危險份子。

既然婚姻體制與社會秩序互生互構,愛情規範化為工作倫理,那麼,任何溢出婚姻體制的慾望,任何擾亂愛情規範的反抗,都可以被視為反社會秩序的藝術行動,反工作倫理的政治革命。吉普妮斯將外遇比做藝術實驗。外遇顛覆了規範,模糊了邊界,使單偶關係化為三角結構,是對伴侶制度的重新組織,也是對親密關係的即興創作(115-16)。當然,對吉普妮斯而言,外遇更是政治革命,是對單偶制度束縛的激進抗議。不過,吉普妮斯同時也提醒,外遇與愛情體制的關係未必二元對立。很多時候,為求逃出婚姻的外遇,最後也導向另一樁婚姻。原先摧毀了愛情神話的外遇,最後也可能反過來,鞏固另一個愛情神話。(30-31)

「也許沒有人可以真正反對愛情,」吉普妮斯在《反對愛情》最後這麼說。「但我們還是可以與這個想法調個情」 (201)。吉普妮斯在此揭露了書名的曖昧意義。除了「反對」之外,against作為介系詞也可以指「在旁邊」。因此,這個詞本身即有看似矛盾的兩個意義。我們必須透過上下文才能夠推知一個人究竟是反對愛情,還是靠近愛情,抑或是──兩者同時發生?我們需要更多的愛情實驗來探索其他可能性。我們需要更多的即興創作,更多的假設問句,更多的「如果這樣」(what if)。而那正是吉普妮斯希望我們前往的方向。

 

註釋

[1] 「史坦佛妻子」一詞出自美國小說家雷文(Ira Levin)1972年出版的驚悚諷刺小說《超完美嬌妻》(The Stepford Wives)。故事描述一個虛構社區「史坦佛」中的女人如何被丈夫變成乖巧聽話的機器人。《超完美嬌妻》回應的是七〇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出版以後引發女性主義辯論。「史坦佛妻子」一詞而後也走入美國文化中,成為乖巧妻子的代名詞。1975年,《超完美嬌妻》由英國導演福布斯(Bryan Forbes)搬上大螢幕,成為科幻驚悚經典。1996年,華頓(Fred Walton)執導的《超完美丈夫》(The Stepford Husbands)以電視電影形式在CBS播出,是繼1980年的《超完美嬌妻的復仇》(Revenge of the Stepford Wives)、1987年的《超完美小孩》(The Stepford Children)以後,第三部啟發自《超完美嬌妻》的影像續集。

 

引用文獻

Kipnis, Laura. Against Love: A Polemic. New York: Vintage, 2004.

Levin, Ira. The Stepford Wives. New York: HarperTorc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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