膚淺政治:《康熙來了》的嬉鬧風格與不正確解放空間

文/連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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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十二年的播放後,台灣的綜藝談話電視節目《康熙來了》(以下簡稱《康熙》 )即將劃下句點。當主持人蔡康永與徐熙娣雙雙宣佈辭職之際,網路上出現許多哀鳴,但同時也有歡呼,顯見並不是所有人都欣賞《康熙》。事實上,第五十屆金鐘獎的評審早已對台灣電視綜藝節目發表高見:「品質低落、創意不足、娛樂不夠、知識沒有」,顯見對目前台灣綜藝節目的不滿,而蔡康永與徐熙娣在頒獎時藉此拿評審藍祖蔚開玩笑,二人也因此又被撻伐,論者認為就是兩人如此低俗的表現,反應出電視節目水準低落的事實。(陳金萬;林淑娟)

在眾多批評《康熙》的言論中,我認為Angus Huang的〈我們讓蔡康永孤單的,何止出櫃這件事?〉點出人們普遍撻伐《康熙》的四項缺點。這篇文章是回應蔡康永在他的網路節目《奇葩說》中的出櫃感想。蔡提到自己作為演藝圈唯一的出櫃男同志,感到很孤單,Huang卻指出,讓「蔡康永這般言之有物的公眾人物」孤單的不只出櫃一事,還有台灣缺乏「一個有內容、有思想、又好看的平台」。Huang以《奇葩說》和《康熙》做對比,認為前者能針對「不只是娛樂,也包括人文、社會各方面的議題」辯論,但是後者卻「只能和某些小模聊一些夜店瞎事,或是訪問爆紅的網路(業配)小鮮肉,打打鬧鬧開心的一小時就過去了。」

上面幾句引用中,我認為Huang點出四項《康熙》的缺點:
一、私人性:只談小明星的私人生活趣事,不探討公眾議題。
二、膚淺:節目內容空泛沒有思想,議題欠缺深層研討。
三、嬉鬧風格:節目風格以嬉鬧、搞笑為主,缺少正經嚴肅的討論。
四、負面性:節目內容多為上不了檯面的八卦以及社會的不良示範。
除了上述四點之外,我亦觀察到網友指出《康熙》的第五項缺點:
五、政治不正確:節目常出現自稱「節目效果」的各種歧視言論,例如年齡、外貌、階級品味歧視以及性騷擾等。

上述五項批評散落在臉書、PTT、網路新聞等各平台,它們反映出一種知識份子的菁英使命感,希望作為大眾媒體的電視節目能夠肩負深度探討公眾議題的責任,帶動觀眾思考,朝著改革社會的方向前進。然而,具備上述五項特點,被視為水準不夠的《康熙》,在華人社會中依舊頗受歡迎,這是因為《康熙》觀眾只是膚淺的凡夫俗子?還是《康熙》並非一無是處,甚至也能作為改造社會的媒體?作為華人社會裡的通俗電視節目,《康熙》的意義與價值為何?在此文中我將藉由上述五個特點來探尋所答。

 

膚淺政治:《康熙來了》的私人性與膚淺性

由於電視媒體屬於有限資源,人們期許它能多應用於與大眾更為相關的公共議題,不希望節目內容「過於私人」。然而公共的定義可寬可窄,狹義的公共定義為國家大事,舉凡食安問題、公共場所規範、環境污染、國際交涉、貿易協定等,而與此無關的私人生活如小模的夜店瞎事、爆紅小鮮肉則被劃為私事。但是私人生活真的僅關乎個人嗎?小模的夜店生活反映出年輕女性的消費習慣、身體政治、現代都會的性與愛情權力關係,小鮮肉的爆紅則能看出物化男性趨勢、慾望男性的情慾主體現身等,這些都與大眾直接相關。事實是,若我們將私人故事放在文化政治的視野上,就能看見人人所座落的位置如階級、性別、性、城鄉、國族、種族、年齡、現代文明等都在文化脈絡裡,每個人的生活都具有文化公共性。

然而,這辯護恐怕不能滿足追求媒體公共性的立場。在肯認文化公共性的前提下,它會進一步要求媒體把這個公共性拉出來談。這就關係到《康熙》被批評的第二個特點:膚淺。

其實《康熙》一直都有文化公共性的視野,每集的主題命名就代表該集想討論的文化議題為何,譬如多次的兩性研究所、愛情診療室等單元,就曾企劃「史上最瞎的劈腿理由」、「男人真的越老越吃香?」等主題。然而《康熙》對文化議題的討論方式常常止於故事分享,缺乏探討事件背後意義及其影響。反觀Huang文中提到的《奇葩說》,許多選手同樣也是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但是會透過辯論更進一步地探究議題。譬如因為蔡康永的出櫃論而引發話題的〈該不該向父母出櫃〉此集,正方論點就包括「騙父母只會使自己一直被逼婚」、「孩子該以真實樣貌面對父母」,反方論點則有「讓父母知道自己性向會讓他們擔心子女遇到的困境,而不出櫃不會影響你與父母間的愛」、「出櫃面臨的壓力大、再頂尖的人也無法逃過社會歧視」,這種你來我往的辯證形式,將議題往不同方向和更入裡的層次推去,讓我們得知當下的思想限制以及未來可能。

若以「膚淺-深層」此條軸線來評斷談話節目,《康熙來了》與《大學生了沒》可能就被評為下等的,《奇葩說》、公視的《有話好說》此類節目則屬上等。但是,如果將評斷範圍擴寬,納入書籍,則持有大量文字的它通常會比以聲音及畫面為主的電視節目更有條件論證與探討,因此書為頂級大眾媒體的聲稱就此確立,也就反過來標的電視節目之低劣,就如Postman和Winn的立場,他們「極力鼓吹印刷文字-尤其是書籍-的優越性,而且將電視貶抑為侵蝕家庭生活與摧毀兒童思考力的『插電毒品』。」(成露茜、羅曉南編 25)從此看出,若進步的意義只限定在深層,那麼不只娛樂週刊、綜藝電視節目、娛樂新聞等娛樂性文本,而是連同所有電視節目,都會持續遭受不夠水準的責難。

然而,對於電視談話節目的私人性與膚淺之指控,李霖松已在他的碩士論文中相當清晰地反駁。他以「公共事務」與「個人私密」的節目分類來對比,前者「時事/政治」類是「嚴肅的、菁英主義的、理性思維的」;後者「娛樂綜藝」類則是「輕鬆的、閒言碎語、八卦偷窺的」。「前者享有較高的文化正當性」,後者則遭到貶抑,甚至被學者認為是「垃圾型談話節目」(39)。但李霖松欲改變綜藝談話節目「庸俗公害」的臭名,跳脫將觀眾視為「麻思大眾(the mass)的詮釋」。他引用Wilson的研究,指出在名人論述中,明星藝人擔任展演者,觀眾則負責觀看,「展演者……扮演各種不同的社會角色與類型,提供觀看者自我協商與反應個人認同的參照資源。」(50)李霖松延伸到:「藉由電視談話節目開展的閒聊漫談論述,展演者透過語言表達方式,進而去創造、乃至挑戰社會既存的共享價值。」(51)若以《康熙》為例,徐熙娣常常分享自己在妻子、媽媽或媳婦角色上的經驗,藉此顛覆婚姻家庭的幸福美滿意識形態,包括被丈夫惹得火冒三丈、多渴望出奇招整婆婆,以及照顧小孩的疲累使得自己只想逃離家裡和買醉;蔡康永也三番兩次的接招來賓對他同性戀身份的玩笑,例如在〈大師開講 李敖〉此集中,當李敖說「我又沒有你(蔡康永)這種怪毛病,我為什麼要讓他(男生)坐大腿。」,蔡康永笑到哈腰,直講:「每次都要惹我」,而當另外一位男性來賓表示要坐李敖兩腿中間時,李敖說到「中間是蔡康永坐的」,蔡康永也回擊「你不是我喜歡的型,所以算了。」

事實是,在我們的生活情境中,本來就充斥各種閒聊談天,不是任何時刻都會深層辯論。再者,深層探討的目的除了是為瞭解根底意涵,以得知現今文化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試圖想像並規劃未來社會走向,因此在挖掘完基底的文化意義之後,勢必要將得來的理論放回生活場域運用。就此,《康熙》所再現的生活情境閒聊,可能早已是熟諳文化戰略的高手在互相較勁,只怕是批評者只能看到表面的風平浪靜,卻看不透暗濤洶湧,才會認為綜藝談話節目太過低俗。

深化探討議題的確有其意義,但是不必要求所有大眾媒體都得符合此功能。《康熙》的主要目的本非深化社會議題、了解文化意涵,而是直接再現日常場域,讓各種社會符號、價值與論述在此衝撞與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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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鬧嘉年華:《康熙來了》的嬉鬧性與負面性

由於主持人同樣都是蔡康永,因此《真情指數》(以下簡稱《真情》)也常拿來與《康熙》比較,此兩者風格十分迥異。《真情》從節目開始的引介來賓影片起,慢版的襯樂、徐徐的剪接、溫柔的口白,以及進入攝影棚後的畫面:主持人西裝筆挺,正襟危坐,以平靜有禮的口吻訪問,這些全都充斥感性與知性的風格。而《康熙》則是由塞滿卡通圖像及熱鬧音效的片頭開始,進棚後的畫面襯著鼓掌叫囂聲,主持人以輕快節奏的訪問拉起與來賓的對談,其中五句一小梗,十句一大梗,笑點流竄於彼此的丟接球中,這些實在與《真情》大相逕庭。

我將《康熙》的節目風格定義為「嬉鬧」。大多數人常以「幽默」此字來形容令人發笑的事物,但是除了幽默以外,還有荒誕、搞笑、滑稽、挖苦、譏笑、機智等字詞,我以「嬉鬧」此詞來定位《康熙》風格的原因是,「嬉鬧」的釋義為「嬉戲笑鬧」,它帶有一種上不了檯面的孩子氣,只是在遊玩、戲耍與鬧場,不帶任何建設性,這與文章開頭認為《康熙》不懂深化公共議題探討的批評相呼應,也與我在下文指出的膚淺、負面性較為吻合。

在我向下分析以前,我需要先引介許多幽默學家都會提到的幽默三論,雖然幽默與嬉鬧的意義不盡相同,但是我認為這些理論能夠勝任分析《康熙》嬉鬧風格的理論工具,它們分別為:優越論、錯位論以及釋放論。優越論將笑歸咎於一種嘲笑他人不幸與低劣的優越感,它因此也建立出高等我族及低等他族的階層;錯位論解釋於當事情與人們所期待的不相符時所引發的笑,例如在正經嚴肅的場合中卻出現荒唐之事,引人牽動嘴角;釋放論則是指當人們逾越了某種害怕事物或社會限制時,會產生一種快感發笑,說出平常不敢說的政治笑話是釋放論最經典的例子。

若以幽默三論中的錯位論來說,笑點必須發生在意外的行徑、不預期的接話,而這就使得嬉鬧的《康熙》必然膚淺。因為無論來賓的發言是正經的健康資訊、感性的心路歷程或者嚴肅的社會議題,在來賓發言到一半時,主持人通常會趕緊以無關甚或相反的詞語來介入,這麼一來這些發言都會被應聲截斷而缺乏鋪陳、辯證與結論。譬如〈我就不信我瘦不下來〉此集邀請了各個不同專家,但每當專家還沒講完論點時,主持人就會適時以錯位的幽默邏輯來打斷:「簡先生(物理治療師)是不是許效舜大哥扮的阿?」「所以簡醫師你如果講話的時候,手不動會怎麼樣?」這種正經專業與嬉鬧胡搞之間的邏輯落差拉扯,最終造成專家和主持人搶話的局面,徐熙娣甚至開玩笑地說:「他們的話可不可以事後單錄阿?」曾擔任來賓的陳安儀也曾在臉書抗議此情況。

《康熙》的嬉鬧風格與負面之連結也能以錯位論解釋,這關係到《康熙》的訪問策略,我同樣藉由與《真情》比較來分析。首先,若回到私人性這項特點,其實《康熙》與《真情》都是邀請來賓分享人生經歷與故事,不曾以社會議題及資訊為主題,然而為何普遍人們會認為《真情》比《康熙》有品質許多?除了上述風格的差異之外,還有一種解釋是來賓的不同。《真情》的來賓都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而因為是大人物,所以他們的人生歷練、情感及心態都被賦予得以讓觀眾學習的價值[1]。然而,《康熙》雖然大多來賓都是還在演藝圈爭取知名度的通告咖,並未擁有說服觀眾的象徵資本,但是《康熙》也會邀請到劉德華、蔡明亮或潘迎紫這種時代人物,卻不見人們曾予《康熙》同《真情》一樣的褒獎。

因此,《真情》與《康熙》的差異並不在來賓,但是,可以說《康熙》被抨擊的原因在大牌來賓上彰顯出來。公眾人物之所以能夠逐漸擁有眾多粉絲,大多是因為他們在演藝之路上網羅越來越多正面價值如專情、敬業、孝順、友愛歌迷,閃避越來越多負面價值如劈腿、濫交、耍大牌、雙面人等。而《真情》與《康熙》處理來賓的方式正好相反,前者常以溫馨、知性的角度拉出來賓人生經歷,維持或增高公眾人物地位,後者卻常用嬉鬧態度來探尋負面八卦,搞壞大牌明星的正面形象,產生錯位尋得笑聲。譬如同樣訪問劉德華,《真情》以〈來自香江的星夢〉為題,訪問始於劉德華求學時期的成績表現,然後接到工作歷程如餐廳駐唱、電視業發跡及在爭取拍片自主的狀況下被冷凍,接著轉到電影圈的成功發跡,另外還談到劉德華對粉絲的重視以及皈依宗教的感想。反觀《康熙》,在〈偶像真永遠 劉德華〉此集中,話題如站著尿尿時是否會跟粉絲互動,是否特別注意漂亮歌迷,情境如徐熙娣與劉德華共跳國標舞,但卻對他上下其手等,這些上不了檯面的笑點在節目前十分鐘就輪番上陣。由上可見,在《真情》中,來賓的樣貌中規中矩或偏屬正面,但《康熙》的訪問則企圖朝負面方向歪化來賓形象,這種訪問策略使得《康熙》被詬病不夠水準。

因此,與其說《康熙》只會俗氣地討論低級八卦,倒不如說它潛伏於笑聲裡,與這些大牌來賓、來賓所屬經紀公司,以及擁護來賓的觀眾相互爭奪來賓的主體性,而這爭奪小則關係到來賓和公司所能擁有的收益,大則影響台灣的文化階層。意思是,某些特定的主體性先是被定義為不該追尋、不得曝光的「低級八卦」,而《康熙》所為便是反其道而行,將其挖掘出來。即便來賓的一段發言包含社會所定義的正面價值如努力向上、良善博愛,則無論是感人肺腑的動人生命故事或民胞物與的友愛關切,通常會被主持人以「低級八卦」、「負面人性」等面向插入,以此錯位啟動笑聲。

但是,問題是,倘若只是單純地將文化下層之負面事物曝光,卻沒有將其地位翻轉,這稱不上基進的文化改革,反而有憑藉既有文化階層搗毀來賓形象、拉下來賓地位,鞏固壓迫之嫌。何況《康熙》常以嬉鬧風格來訕笑來賓的負面形象,這就變成幽默三論中的優越論所解釋的-政治不正確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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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確」解放空間:政治不正確的嘲笑-政治正確的不能笑

《康熙》有很多政治不正確的嘲笑時刻,包括素顏差很多女星的卸妝單元;說女星Gigi、王以路、葡萄姊姊及阿雅很像男人;稱男星汪建民、許建國、郭鑫等很娘;嫌棄女星身材、外貌及階級低俗品味等,這些都可能為我者優越、他者低賤的嘲笑幽默。 

然而,就這樣批評《康熙》稍嫌過早,這可以從《康熙》最有名的玩笑事件-「娘」事件說起。《康熙》在2009年常常說生理男性來賓很娘,對此網路上掀起批評聲浪(陳尹宗),蔡康永則在自己的部落格二次回應此事,先是指出娘可以「娘得很有意思,很有魅力,當然可以開朗的說出來!」(蔡康永,當我說一個男生娘的時候),第二次則是反駁性別學者蕭昭君主張要用如「溫柔漢」、「水男孩」等其他字眼來替代「娘」的論點,蔡康永認為「永遠避開『娘』這個字,那『娘娘腔』這把刀,還是會繼續囂張傷人的。」(蔡康永,「佛地魔」)此外,另有論點反駁蔡康永,認為「娘」在現今社會文化中依舊是個污名,而污名的翻轉必須歷經長時間的文化改造,不會如此輕易完成,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冒然使用「娘」這個字,只會傷害那些無力反擊的當事人(梁玉芳;蕭昭君;楊惠中)。

《康熙》的另一個主持人徐熙娣,也曾因為嬉鬧風格惹議。在第十七屆金曲獎上,主持人徐熙娣與陶晶瑩上演只要一聽到孩子哭聲,乳頭處就噴出奶汁的橋段,此舉引得母乳協會出來抗議,表示「『覺得被侮辱』……有上班族媽媽被開玩笑說:『你擠奶時也噴成這樣嗎?』」(蘋果日報)後來陶晶瑩對此發表道歉聲明。(TVBS新聞)

抗議上述事件的立場,通常會推派出一種受害者敘事:受害者被玩笑羞辱、無力反擊,因此主張玩笑不能再出現。但我認為這種受害者政治有兩個問題:一,任何幽默話語,不論語境或者發語者的身份位置,只要碰上受害者敘事,都會變成嘲笑意涵;二,幽默話語為免被指控歧視及壓迫,因此噤聲,其解放也就隨著殆盡。

事實上,在「娘」論戰中,無論是從語境或發語者的位置上分析,它究竟作為壓迫的嘲笑幽默,還是翻轉的解放幽默,並無定論。譬如一開始網友抗議蔡康永在消費同志的刻板印象,但到後期的討論卻變成在認可蔡康永翻轉娘字的企圖此前提下討論這個字的翻轉難易、傷害與否以及使用可否。此轉變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更寬鬆,因為蔡康永的「娘」玩笑從必定嘲笑變成可能解放,但事實並不然。在後期論戰中,反駁方的論點其實是將「娘」解放在受害者的在場之下都變成壓迫。在此,嘲笑判準悄悄轉向,一開始對嘲笑與否的判斷可能從當事人身份、語境、氛圍或接收者等各方面著手,但是在受害者政治的主張之下,判準便只剩下接收者感受,而且還是要以受害者感受為第一優先。

這樣的受害者政治消滅了解放的可能。舉例而言,在《康熙》中被以「娘」指涉的生理男性來賓,雖然他們有時會拒絕這個符號,但有時也以做出柔媚嘴臉、發出嬌嗔語氣等行動來接受[2],其中大野更是開心地以起立蹲下回應徐熙娣的評語:「你這個小騷貨!」[3]這證明面對娘玩笑也能有這種解放性的回應。但是,在受害者政治中,受害者的不舒服感受與受傷情感是第一優先考量,為保護受害者,得肅清所有玩笑話語,那麼上述那些玩笑的解放可能也就跟著消失。

同樣的,其實在金曲獎的噴母乳事件後,也有母親持正面肯定態度:「我也是母乳協會的,但我覺得蠻不錯的,過去乳房被視為禁忌,談到乳房都故意隱晦,現在由兩個有哺乳經驗的媽媽表現噴乳,公開這種生理現象是自然的,我不覺得在嘲弄哺乳媽媽,因噴乳真的讓人好氣又好笑。」(顧玉珍)然而,此種幽默所帶來的解放卻因為母乳協會的抗議被砍殺。在2012年《康熙》的〈2000集暨徐熙娣回來了記者會〉上,陳漢典在徐熙娣面前上演同樣的噴乳橋段,他穿著在胸部處貼著兩朵花的圍裙,手拿嬰兒娃娃,聽到嬰兒哭聲時就從乳頭處噴射白色液體。此時只見徐熙娣半開玩笑地說:「我覺得你會被母乳協會的人抗議欸,我不想要跟你站在同一個畫面上,因為哺乳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情,我不喜歡你這樣亂開玩笑。」後來甚至緊張得推開陳漢典說:「你到遠一點,因為你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畫面你知不知道。」在母乳協會祭出被嘲笑者的受害者政治後,徐熙娣顯然連與該畫面處於同一鏡頭下都不願意,害怕再次被掛上嘲笑者的名牌。

受害者政治使得人們不再敢亂開玩笑,然而《康熙》曾有一個嘲弄受害者政治的時刻。之前曾經患得癌症的比莉上《明星天兵媽媽》此集,蔡康永想拿比莉的頭髮與徐熙娣的做比較,說到:「你(徐熙娣)瀏海好像輸給她(比莉)欸。她瀏海抖得比較厲害。」只見比莉趕忙接說:「No,我這是假髮」,徐熙娣聽到後愣了一下說「哦」,比莉手扶頭髮,表情懊惱地說道:「有歪嗎?」蔡康永趕緊陪笑說:「沒有,沒有歪,很好,不要擔心,我只是覺得抖得很漂亮而已。」比莉才說:「沒有啦,真的(頭髮)啦!」此時徐熙娣生氣的說:「你不要跟我們開這種玩笑好不好!你也知道你之前生病,你讓我們如何接話?」

這段產生出的效應很有意思。原先蔡康永將比莉與徐熙娣的瀏海比較,是他慣用的鋪梗方式。蔡康永習慣拿任何女明星的一個特點與徐熙娣比較,做出某種落差,進而嘲笑某一方。在這例子中,若當時身為祖母的比莉,瀏海比徐熙娣亮麗強韌,則被比下去的徐熙娣就會惱羞成怒。或者若徐熙娣證明兩人的瀏海一樣等級,蔡康永也可能說「所以你(徐熙娣)現在是祖母等級了嗎?」。但是,在比莉表明戴假髮,暴露自身癌症身份後,蔡康永原先鋪設的梗便無法應用,因為從正常人的頭髮與癌症病友的(無)頭髮的比較中做出階層然後發笑,是政治不正確的,蔡康永所以不能、不願嘲笑這個不幸、不正常他人,趕緊取消原先鋪笑梗的企圖,將話題帶到稱讚頭髮抖得很漂亮。

幽默三論的釋放論在此可以運用。釋放論解釋於人們突然掙脫於緊繃的文化限制時的發笑,畢利(Michael Billig)對釋放論的一個解釋是「我們可能藉由嘲笑不該嘲笑的事物得到愉悅感」(98)。此句話若落於政治正確的脈絡來說,它的分析對象應為嘲笑不正常他者的嘲笑者,但這解釋有可能分析於被嘲笑者嗎?被嘲笑者有可能因為自身的不正常身份被嘲笑而獲得愉悅嗎?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認為幽默也可以是「自戀的勝利,是自我對自身刀槍不入的勝利式肯認。它拒絕在現實世界中被暗箭中傷,或者被迫受苦。它使人面對外界的攻擊不為所動,事實上,幽默將那些化為只是提供愉悅的情境罷了。」(Freud 265)在政治正確的不嘲笑前提下,邊緣者的不正常身份只能被以哀悼、同情或悲憤的情感來處理,這些負面情感永遠置抗議主體於被壓迫的受害者位置,而不是用笑聲將主體翻轉至解放位置。因此,一旦政治正確的規範被拔除,被嘲笑者是有可能在釋放論的意義下,出於自嘲的主體解放感而嘴角上揚,開懷大笑。

就此,幽默就是個混鬥戰場,它劃出正常與不正常的錯位界線,雖然權力上位者會藉此嘲弄下位者,但下位者也能藉此突顯自身不正常,進而慶祝獲得解放愉悅。即便在戰場中下位者有可能失利,但缺少這戰場,則沒有任何可能。比莉的發言即有挑戰幽默戰場消失的意義。不笑,是把被嘲笑者的主體框限於「不幸受害者」中,不笑,是禁制任何釋放論下的解放。而當比莉表示她其實是在說笑時,瞬間就將嘲笑者的「不敢笑」暴露出來,控訴這個對被嘲笑者解放可能的消滅動作。

對《康熙》政治不正確的指控,沒看到這些幽默的模糊性及鬥爭,在《康熙》裡的嬉鬧、玩笑,不一定就是嘲笑,而是在笑之中擦撞出各種可能。然而,若將所有玩笑接連到受害者敘事,使之轉為絕對嘲笑,進而令所有玩笑消失,此種政治正確卻是禁絕所有玩笑的解放潛能。

 

《康熙來了》的通俗價值

《康熙來了》自2004年開播,完播於2016年1月,總放映時間長達近十二個年頭。有人指出它的結束對台灣電視產業是大大幫助,因為它是個只追逐明星的私人生活,不懂探索社會議題的深層涵義,並且以挖掘負面八卦為首要任務,進而嘲笑來賓的惡質節目。

「私人性」、「膚淺」、「嬉鬧風格」、「負面性」以及「政治不正確」五大特質正是《康熙》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康熙》藉由呈現人們的私人生活,再現各種符號、價值、意識型態及論述衝撞的日常場域,它無意深度探尋其中的文化意涵,而是將各個文化位置現形,展現各種主體是如何爭鬥與協商。此外,它企圖翻攪原先被規定不能碰觸的負面事物,並以它特有的嬉鬧風格貫穿全場,藉此帶出正常/不正常階層,讓各個主體在其中試著找到解放可能。

我認為《康熙》的核心價值便在於它的嬉鬧風格。作為華人社會中極受歡迎的通俗電視節目,《康熙》的嬉鬧是抵抗菁英主義的利器,它是一個不用非得拉到公眾層面來深層探討,並顛覆正/負面價值與政治正確的重要文化政治策略。它開放了幽默場域,使得觀眾能在其中儲備爭鬥話語,推演衝撞戰略,尋覓突破出口,藉此示範通俗文本能具備的存在意義與價值。

就此,當菁英笑《康熙》過於私人、過於膚淺,只會嘻笑玩樂不懂嚴肅探討,無法達到高尚的政治正確品味時,俗民卻在晚間十點坐在電視機前,在凌晨盯著電腦螢幕的藍光,在隔天白日於辦公桌前嚼著中餐飯菜戴著耳機,笑看過十二年的《康熙》,笑著來賓代表的自己,笑著機智攻防的論述,笑出菁英拒絕的通俗,笑出專屬通俗的解放。

 

註釋

[1] 但仍有少數例外,如宋七力或飯島愛的身份則不同於地位高尚的大人物,較具爭議。

[2] 見〈我們娘不娘 你們評評理〉此集。

[3] 見〈康熙溫柔漢舞蹈大賽〉此集。

 

引用文獻

Angus Huang。〈我們讓蔡康永孤單的,何止出櫃這件事?〉。《三立新聞網》,2015年6月23日。

Billig, Michael. Laughter and Ridicule: Towards a Social Critique of Humour. New York: Sage, 2005.

Freud, Sigmund. Character and Cultur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3.

TVBS新聞。〈金曲獎「噴奶」挨轟 陶晶瑩公開道歉〉。《TVBS新聞》,2006年6月24日。

成露茜、羅曉南編。《批判的媒體識讀》。新北市:正中書局,2005年。

李霖松。《電視綜藝類談話節目的人性與社會想像:以【康熙來了】為例》。碩士論文。台北:世新大學,2013年。

林淑娟。〈小S狂酸「藍祖蔚」 金鐘評審吳洛纓:蹧蹋人能自爽嗎〉。ETtoday新聞雲,2015年9月27日。

梁玉芳。〈「娘」:訕笑或榮耀〉。《聯合報》,2009年7月15日。

陳尹宗。〈蔡康永譏笑娘砲 同志嘲諷忘本〉。《自由時報》,2009年7月5日。

陳金萬。〈唉!蔡康永!〉。《自由時報》,2015年9月30日。

楊惠中。〈「娘」是魅力的論述?〉。《台灣立報》,2009年7月30日。

蔡康永。〈當我說一個男生[娘]的時候〉。2009年7月13日。

_____。〈「佛地魔」?還是「那個人」?二論對抗性別歧視〉。2009年7月17日。

蕭昭君。〈「娘娘腔」是讚美嗎?〉。《中國時報》,2009年7月15日。

蘋果日報。〈小S陶子噴奶 惹惱母乳協會〉。《蘋果日報》,2006年6月13日。

顧玉珍受訪,陳玉梅報導。〈噴乳秀 讓乳房不再是禁忌〉。《蘋果日報》,200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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