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惹內

政大哲學系畢業的陳綺貞，從1997年出道、1998年發行第一張專輯《讓我想一想》至今，其清新聲線和獨到的詞曲創作，一直被樂壇和支持者譽為「音樂哲學家」。2004年發表單曲〈旅行的意義〉，首創在咖啡店、書店等別於傳統唱片行的通路寄賣，發行首日就賣出五百多張，至今已銷破兩萬張。[1] 翌年推出的專輯《華麗的冒險》，亦將重新編曲後的〈旅行的意義〉選入其中，並成為當時的第一主打。值得注意的是，在單曲音樂錄影帶中，陳綺貞騎著摩托車，戴著附有飛行眼鏡的哈雷安全帽，灑脫離開情人的模樣，無論對陳綺貞或其歌迷而言，都是相當具有指標性的再現形象。

「陳綺貞戴安全帽」的造型，自2005年演唱會《花的姿態》開始，就持續地在其個人大型售票演唱會出現。[2] 除了陳綺貞之外，歌迷也參與了這個安全帽形象的建構。「戴安全帽去看陳綺貞演唱會」，不僅標誌著歌迷認同偶像的行為展現，更成為「陳綺貞迷」的認同族群共享的視覺經驗。其後，這樣自立（溺）思考、追求自由的旅人形象，被陳綺貞的企宣團隊反覆使用，不斷出現在陳綺貞的文字和視覺再現之中。陳綺貞儼然成為「旅人」的同義詞。

 

飛特族的現身：飛特族、日本社會，與自由的想像

日本流行音樂文化研究學者毛利嘉孝在其著述〈J-pop：從創意的意識型態到 DiY 的音樂文化〉一文中，針對流行音樂文化的消費，和日本當時的社會政經現象交互詮釋，藉此了解流行音樂文化背後，其產製邏輯與社會現象的互動關係。在文章中，他將流行音樂和特定族群「飛特族」（freeter）的生活型態連結：當代社會在後資本主義的文化產製邏輯下，資方藉由產製社會對「創意工作」的想像，使「打零工」 或「派遣職員」等勞力彈性化的現象，等義於可以自由、彈性地決定生活作息。

在這樣的想像脈絡下，飛特族並不對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感到擔憂，反而對「自由的生活」更加憧憬。這個現象不僅反映出後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力彈性化轉向，更點出創意工作（其中當然包含了音樂工作）的在文化想像建構過程中，不僅只有資方的建構，個體也以親身實踐參與其中。

文章中亦援引了由香山里加所提出的微型國族主義（petty nationalism）概念， 解釋在1997年日本經濟泡沫化後、千禧年間的日本年輕人，在面臨全球化潮流來臨的社會現象，如何以消費能嫻熟演唱西洋曲風R&B的宇多田光的音樂，藉以表現對其形象的認同。宇多田光的走紅，背後其實標誌著「日本亦有掌握全球化能力」的時代意義。

借鏡毛利嘉孝的流行音樂研究回望臺灣，可以發現兩者有許多相同之處。高工時、低工資、勞力高度彈性化的情況日漸嚴重，同時，娛樂產業人口就業比例亦逐年上升。以此觀察陳綺貞近年的旅人形象建構，不難發現背後訴求的「自由」意味，正巧切合毛利嘉孝研究中，年輕人在勞動條件日趨惡化的當代社會對於「自由」以及「從事創意工作」的想像。臺灣和日本在經濟發展上類似的趨勢展現，讓探討陳綺貞的形象建構更有其必要。

從陳綺貞近年的旅人形象建構，以及宇多田光當時擅長外語的演藝表現中，可以觀察到某種類似性：兩者在全球化的當代社會中，都表現出自身能夠掌握了適應全球化潮流的能力。換言之，日本消費者認同宇多田光能唱R&B的形象；在臺灣，陳綺貞則藉由「不斷地旅行」，成為「旅行的代言人」。兩者的形象背後，都回應著當代社會的想像需求。

 

全球化下的遊牧民族：觀光客、旅人與陳綺貞

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其專著《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一書中指出，身在全球化時代中的當代消費者，其社經階級的向上流動和自願、自主的跨國移動能力，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關係。鮑曼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產製邏輯下，所有人如同遊牧民族一般，被消費驅動。

在這本專書的第四章〈觀光客與盲流〉中，鮑曼提出「觀光客」（tourist）和「盲流」（vagabonds）這兩種移動的模式。此兩者在自由的程度上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前者的移動是一種走馬看花式的觀光。他╱她們居在時間中，空間對他╱她們不再有意義，因為他╱她們能夠跨越地域與國界，隨心所欲地移動。相較之下，後者則因為缺乏移動的資本，而受限於他們的原生地，他們居住在空間中，他們就算移動也不是自願的，而是像國外輸出勞力，成為國際移工。

此外，在這本書中，鮑曼亦援引了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於1996年所提出的概念，認為當代權力的運作模式 ，從傅柯所倡的全景樓（panopticon）概念 ，轉移到同觀樓（synopticaon）。這意即擁有自主移動能力的特權階級，不再以少數監視（surveillance）多數的視覺模式，彰顯自身特權階級身分。相反地，他們運用各種形式的傳播媒體（例如廣告、戲劇、電影），誘惑被隔離在外的多數人觀看，進而認同特權／資本階級的生活方式以及思考價值。

觀光客藉由想像的建構，吸引盲流的認同；而盲流透過消費「移動能力的想像」，鞏固了觀光客階級在社經地位上高人一等的位階秩序及合法性。以此觀察陳綺貞從〈旅行的意義〉以降，在其形象的建構策略中，再再展現出如觀光客一般具有自由、隨心所欲的移動能力。從2005年推出〈旅行的意義〉後，陳綺貞暨其企宣團隊，積極表現出陳綺貞具有「高度自由移動能力」的形象建構。

舉例而言，2009年舉行的《Pussy Tour》演唱會，其文案內容，主要講述的是她在巴黎地下鐵偶遇扒手，她見狀制止扒手後，反被唾面羞辱的旅行經驗，成為她寫出〈Pussy〉這首歌的創作過程。2013年，在陳綺貞、鍾成虎與陳建騏合組，以「The Verse」為團名的電子樂組合，發行專輯《52赫茲》當中，亦特別描述陳綺貞「神出鬼沒在台北街頭」的移動形象。另外，在其2014年推出的個人專輯《時間的歌》中，更一舉記錄了陳綺貞如何立足台北、橫跨全球的移動軌跡。除了首波主打〈流浪者之歌〉的音樂錄影帶標榜橫跨上海、日本、台北三地拍攝的製作外，添翼創越公司更公布了陳綺貞在專輯籌備期間，在臺灣乃至世界各地蒐集聲音的「聲音採集計畫照片」。

這個系列除了展現出陳綺貞專輯的創作過程，每張圖更標誌著陳綺貞所在地點的經緯度。這些地點除了臺北各地外，亦有土耳其，展現了陳綺貞為了自由的創作，而展現出高度移動自由的能力。此外，在這些一系列畫面中，陳綺貞在畫面的構圖中上，多半顯得非常小，陳綺貞不是畫面的主角，反而成為一個視覺的標記，不僅標註著陳綺貞「曾經出現」在這些地點的證明；出現在不同畫面的陳綺貞，因為並不顯眼，反而能成為歌迷觀賞畫面的代理人，讓歌迷藉由這些圖像，彷彿也一同經歷了一場自由自在的創作旅行。

此外，在這張《時間的歌》專輯中，除了視覺再現中的旅人形象建構，陳綺貞亦在聽覺上表現出她高度的移動自由。在編曲上，專輯當中的〈Peace & Revolution〉，採用了中亞非西洋音樂4/4拍的節奏以及手鼓元素；〈普魯斯特行動〉亦加入了非洲鼓的等異國元素，讓陳綺貞的創作更顯出一種「世界感」。如〈流浪者之歌〉的歌名所示，無論在視覺上或聽覺上，陳綺貞的形象建構都再再彰顯著她藉由她的創作，就有能力成為如鮑曼所說的「觀光客」。她具有高度移動的自由，她有能力移動，她「可以」是一個旅行者。

旅行的意義：陳綺貞的旅人形象建構與粉絲消費認同

在〈旅行的意義〉這首歌發表後，陳綺貞自2007年的演唱會《A Piece of Sumer》開始，就會戴上安全帽。這個表演橋段再再鞏固陳綺貞在〈旅行的意義〉當中移動的「旅人」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透過不同文本再現的陳綺貞旅人形象，乃至於演唱會中戴著安全帽出現在歌迷面前，和歌迷近距離親身接觸，陳綺貞的形象無論是透過媒體管道，乃至演唱會現場，達到虛實情境的形象整合。換言之，陳綺貞無論在文本再現中，乃至於實際的演唱會情境中，都成為「旅行者的代言人」。她就是鮑曼口中能夠隨心所欲移動的觀光客，並持續地以不同的文本形式和管道，建構、彰顯自己的旅行者形象。

心理學家威克隆（Robert A. Wicklund）和高維哲（Peter M. Gollwitzer）所提出的符號自我完成理論，闡釋當個體意識到自我的不完整時，藉由儀式性地擁有物品，消費物品的符號性意義，以求完整自我，或者達到自我評價和社會眼光的一致性。換言之，透過符號消費提昇自我認同，類比至粉絲藉由消費偶像相關商品，不僅展現對偶像的認同，更有完成自我的符號意義。身處臺灣現階段惡劣的勞動條件，缺乏移動能力和資本的消費者，藉由她的旅人形象，彷彿也得到移動的自由一般。

相對於宇多田光之於日本飛特族，陳綺貞不斷建構「為了創作而旅行」的移動意義，提供台灣消費者在面對不穩定的勞動情現況時的另一種慰藉。不穩定的就業情形，反而能夠「自由掌握上下班時間」，為自身惡劣的勞動情況在想像中得到調解。此外，陳綺貞在謝片影片中，宣稱自己是「臺灣土生土長全創作女生，低調征服亞洲十二座城市」，亦是一種臺灣國族意識認同的建構。作為一個「臺灣土生土長全創作女生」，她藉由自己的創作，就能擁有高度移動的自由，克服了當代全球化情境中，因為移動能力的缺乏而變得幾近不可能的階級流動困難。

陳綺貞藉由建構旅行者的形象，召喚歌迷在消費行為上的實踐，以及想像上的認同。有趣的是，陳綺貞在〈旅行的意義〉歌詞當中，不斷地抱怨喜歡她的人「說不出愛她的原因」。然而，經過上述針對其形象建構的討論，或許可以這樣推論：陳綺貞具有高度移動自由的旅人形象，或許就是大家愛她的原因。只是，當愛被講明的時候，或許就不像歌曲一樣那麼動聽了。

 

註釋

[1] 〈旅行的意義〉為陳綺貞離開滾石唱片後，於2004年三月以好小氣音樂工作室名義，獨立自製、發行的第二支單曲。翌年，經過重新編曲後收錄於專輯《華麗的冒險》。本文以此單曲為名，企圖呼應筆者對陳綺貞暨其行銷團隊的觀察。筆者發現在媒體再現中，其企宣團隊相當有意識地進行「陳綺貞＝旅人」的視覺建構策略。本文企圖耙梳此一形象建構的相關文本，論證此一形象的建構策略，以及所召喚的認同族群，同時佐以文本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嘗試釐清陳綺貞再現形象背後所蘊含的當代社會意涵。

[2] 包含2007年的《A Piece of Summer》、2009年《太陽》演唱會、2010年《A Piece of Summer II》，乃至最晚近的2013年《時間的歌》演唱會，陳綺貞在演唱〈旅行的意義〉時都會戴上安全帽。由此可以推論，這是陳綺貞及其企宣團隊，有意識地打造陳綺貞形象的視覺建構策略之一。

 

引用文獻

Bauman, Zygmunt著，張君玫譯。《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2003年。

Wicklund, Robert A. and Peter M. Gollwitzer. “Symbolic Self-Completion, Attempted Influence, and Self-Deprecation.”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2 (1981): 89-114.

毛利嘉孝著，高子航、周昱伶、莊幃婷譯。〈J-pop：從創意的意識型態到 DiY 的音樂文化〉。《新聞學研究》101（2009）：215-44。